最近幾個月,國內不斷出現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;中科三、四期的停工風波、台塑六輕的工安事件、國光石化是否興建、中研院生技園區的開發等等,都有不小的紛爭。

這些紛擾即使在短期間出現某些妥協,但始終沒有人在理論面提出比較具有說服力的觀點,以至於形成正反意見的對峙或膠著。事情膠著久了,難免就會出現較為極端的看法,甚至主張以極端的見解主導議題解決的方向,這樣的偏激發展趨勢令人憂心。在此,我們希望尋找經濟與環保之間的對話基礎,企能緩和台灣目前對立的社會氛圍。

在概念上,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之所以不容易得到對話交集,是因為這兩個議題處於不同的面向。經濟發展一方面嘉惠當代人的福祉,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未來子孫的基礎設施與資本設備,當然有其貢獻。環境保育則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見其成效,故當代人往往無法享受保育成果,幾乎是純然為了造福未來子孫而做保育的努力。簡言之,經濟決策是我們「為自己」做決定,而環保是我們「為子孫」做決定。大家為自己說話比較容易言盡意達,但由於子孫輩在當下尚無發言權,當代人要如何替未來子孫說話、說什麼話才算允當,就有極大的爭議空間。主流環境學者強調,保育問題的癥結,就在於「未來子孫尚未出生,無法替自己發言」,確實是一語中的。

此外,經濟發展所建設累積的,通常是道路橋梁廠房機器等資本;這些資財本非未來子孫所有,其留存可以說是當代人的恩給。但環境資源如森林淨水湖泊山川,卻是大自然的原賦狀態,未來子孫原本就有權利(right)對其主張,只有當環境資源遭當代人破壞時其權利才會受損。從未來子孫的角度而言,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之間的衝突,似乎是在改變他們出生時所承受的資本組合。經濟發展旺暢,則未來子孫會承襲許多的機器廠房實體資本,卻有太少的環境資本。反之,若是經濟發展太受壓抑,未來子孫出生時會有較多的環境資源,卻只有極少的實體資本。由此以觀,兩者之間的利弊取捨,當然值得思辨琢磨,但顯然也不應產生「只顧開發」或「只顧環境」的偏執。

不必諱言,當前社會上確實存在若干極端的開發派與環保派。二○○四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普萊斯考特(E. Prescott)在廿四日台北一場論壇中指稱,他不認為永續與保育的問題值得關心:只要人們夠富有,其財富所支撐的科技研發就自然能解決環境汙染等生態問題。普氏也主張,企業在守法之外不必有其他的環境責任感。看到這麼極端的唯開發、唯財富經濟觀點,確實令環保推動者跳腳。另一方面,當中研院於上月廿八日推出二○二園區頗具環保意識的修正開發案時,竟然也有環保人士以「性侵」來形容此案,認為「插入五公分與十公分都是性侵」,強調整個地區完全不能開發。這樣極端的環保論述,不免讓費盡心力尋求修正方案的中研院感到挫折,也過度壓抑了產業發展的空間。

我們不能就發展與環保做通案原則性的評論,但是不認為任何一方可將其論點推向極端,拒絕做任何妥協。如前所述,環保議題其實未來子孫才是主角,而當代人只是憑我們善意的想像,為未來子孫代言而已。既然是代言,當然就可能有誤差,以一己之想像「曲解」了子孫輩真正的期待。從未來主人翁的角度來看,環保與發展之間的取捨,應該都不是極端的全有或全無。偏執一端不但不是子孫所樂見,也使得當代人「公親變事主」,反而使當下的社會增加摩擦,所為何來?

資料來源~~聯合報2010.10.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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